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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nzengren的博客

博客主人:拜水堂谭增任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[原创]北京围城 五、生活顽强着(再续)  

2013-07-20 17:39:25|  分类: 白色回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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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原创]北京围城     五、生活顽强着(再续) - tanzengren - tanzengren的博客
 
 
北京围城     
五、生活顽强着(再续)
         前一节我说到因为二姊一兄投奔八路离开了北平,他们的红色朋友或同志,来我家的次数也就渐少至无,我也就从“革命道路”退回到顽童中来。同样“倒退”下来的还有我七姐。她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她简直已经成了“叛徒”。新搬进一家房客,是高级军官家庭。军官有一千金,年纪和七姐同龄,竟成莫逆。这不是叛徒又是什么?但这是后活,且容我按下慢表。
        他们投奔走了之后,生活恢复正常。故事另从我家南园子开出的二亩半莱地开始吧。好象前文交代过,我家南园子占地七亩半,呈品字形分成两亩多一片共三片。最南头一片是品字的上口,这两亩地等于荒着,任其草木生长,夏天知了叫,秋天蟋蟀鸣。东边一片是品字左边的口,这两亩多种了几十棵枣树,称为“枣行子”,每年热闹一季,那就是秋天打枣的日子。品字西边的口字,是一个莱园,有二亩半的样子,是七亩半南园子中最重要的部分。浇莱地的井,就在荒地、枣行子和莱园交点的位置上。井上边有葡萄架。井口有辘轳,系一条五米的井绳,提水斗是柳条编的,名字叫柳罐。在北京还没兴建自来水的时候,这口井是全院子的供水井。本来有一口倒漏斗形的汉白玉井口,罩在井上,只容一个水桶上下,便于提水。到二十年代用上自来水后,这井就废了。直到有一个姓宋的老头、也是我们山东老乡,开出来这片莱园子,这井才成为菜圃的灌溉用井。辘轳是宋老汉架的,但葡萄架是原来的,葡萄树已经很大了。早先的汉白玉井口则被移置一边,权作石凳用。老汉种莱累了,到葡萄架下乘凉,坐到这石井口上抽袋旱烟。
        这宋老头有六十多岁。我叫他宋大爷。那时候的称呼,只要假定他大自己一辈儿,无论年龄比父母是大或小,都称大爷、大妈,没有叔叔和阿姨这样的称呼。比较新潮的,如大学生们,则多称同学的家长为伯父、伯母;老百姓却称大学生为“洋学生”,是指他们的衣着和生活习惯颇多西化的原因。当然称大爷、大妈也是对有交情的人家和稔熟的人家,也并不太分贵贱。对于比较生疏的人或关系比较浅的人,孩子也随着大人叫先生或太太,也可以叫某爷。如叫刘先生、魏先生、魏太太,或四爷、尚四爷等。有什候互相的称呼也不一定对称。例如我管万芝的父亲称刘先生,而万芝及万谱和万秋都称我父亲为谭大爷。这其中大概是有对“德高望众”者尊重的缘故吧。
        宋大爷看样子就是一老圃或老农。他真的也曾是农民。但现在他实际上已经是富人。他开“井坊”的,有好几处“水井”。所谓“水坊”或“水井”,在老年头,是大城市的一大行业,也就是“水行”。在老北京,市民都是掘井而饮。但每家一井也不可能。因此就有人挖井提水供应到户。就形成了水行。北京的水行几乎全由山东人包了。此外粪行,也是由山东人包做。说起粪行,北京有个著名的山东人,掏粪工时传祥。那是上世纪50年代副市长万里的朋友。万里也是山东人,他参加干部劳动,就是和时传祥背粪桶,挨家挨户掏茅房。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因万里的推荐而接见了时传祥。时传祥因此红及一时。当然后来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打倒,时传祥也跟着倒霉了。这都是题外之话。总之,北京人的一个主要进口儿问题和全部的出口儿问题,都归山东人负责解决。宋大爷二十来岁来北京时光棍一条,是个真正的农人。耕田种莱,已经练就一身把式,又有使不完的力气,就是没钱。他先是投奔老乡,帮“水井”送水。站住脚以后,就找地方自己挖井,安装人力压水唧筒,找木匠打造水车,到骡马市拴一头大叫驴回来拉水。也俨然干起了水行。我到他的水井去玩儿过。我去他的水井看的时候,他送水己送自来水了。但压水机井还在,只是不用了。自来水来得快省力气,而且他的水龙头比我家的大五倍。绝大多数的北京宅院都舍不得花钱安装自来水,用水吃水,还要找山东人的水行。宋大爷的井院儿搭着天棚,棚子下是个永远满满的大水池,水色碧清。从池里取水是用电泵打进水车。据说这样的水井老头有五六处,供水范围从南草厂到西直门到新街口,有成百上千户人家。那天我曾问:宋大爷,这水池里怎么不养小鸭子?……我见过河里凫着鸭子和鹅,但人们照样打水吃,从而发此一问。
        有一次我家自来水管环了,等待公司来修理,临时找他送一车水,他看见怎么大的园子荒着,心里就痒的荒。当然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情。我不知道,或是我不记得,怎么一来二去那宋老头就来种园子了。我只是从父母的话里来恢复这段经过。父亲这样说过:老宋家开着六个水坊,比咱的收入多多啦,他来种这两亩园子,纯粹是技痒,就跟你娘织毛线一样,从毛衣织到围脖,从袜子织到帽子。母亲说真没良心!我不织,你们穿什么?父亲说民国前也不见有毛线和织针,中国人就冻着啦?母亲说是啊,那时候你光脊梁直接穿皮筒子,三九天找个背风的墙根,脱下老羊皮,边晒太阳边捉虱。父亲说你说做是街口土地庙的一撮毛吧?母亲说没有我,你跟他一样,还要少一撮毛!
        我倒相信宋老头看见地撂着,不由的要技痒,而母亲的织毛衣恐怕也有技痒的成分吧。
        起码是从去年夏天,我就有宋老头来种园子的记忆了。夏天热得都不愿出屋子。父亲摇着芭蕉扇看着他半辈子都在读的《随园诗话》,我光着脊梁在一张纸上涂鸦,母亲也在读一本小说。母亲是鲁迅先生要痛打的落水狗的杨荫榆校长的学生。而女师大闹学潮的时候,母亲己经毕业,做教师了。从做学生到当老师到专职家庭主妇,母亲没放下的就是阅读习惯。母亲不能手中设有书读。实在无书看的时候,他甚至读儿女的国语书,包括我第一课“来来来,来上学”的一年级课本。她能边看书边织毛线活儿两不误。正在这时候,窗外传来哐哐哐的辘轳声。这是宋老头在浇园了。四体不勤的父亲向我吟诵了一首有名的唐诗: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,谁知盘中餐,粒粒皆辛苦。
        宋老头家宅院不大,但大有看头,位置就在南草厂我小学母校的斜对过。这院子简直就是个城中村。院墙是土墙,墙上爬满牵牛花。红的、紫的,每朵有碗盏那样大小。一早,喇叭形的花都开了,过了九点、十点再去看,已经谢了。在墙外头,靠道边还栽了很多秫秸花和鸡冠花。都不名贵,甚至是花中的“下女”,但是增添的却是“村景”。院子、里,高出泥墙一大截,是瓜和葫芦架。丝瓜已经挂了满架,小葫芦也结了不少,枕头大的饺瓜竟结到房顶上。院子里还吊着十几个蝈帼笼,一起争鸣。每次到他家都不空手而还。有时给你个帼蝈带宠子,有时给你几个赤包或“豆腐蔫”。“豆腐蔫”在济南叫“红姑娘”。灯笼状的外衣,剥开里头是眼珠大的一粒红豆子。北平孩子叫它“豆腐蔫”大概是因为它越玩越软的原故吧。老头的儿子、媳妇我也见了。儿子三十多岁,跟他可不一样。留分头,镶金牙,一身黑绸缎,抱台四灯无线电,调台听大戏。媳妇剔眉画眼,眉毛只剩下两条韭菜叶。“我好比浅水龙,困在了沙呀啊啊滩……”无线电匣子里唱道。
        我爱看宋大爷种莱。不同的莱,不同的种法。例如白菜,是一珑垅密集地撒种,长出密密的小苖。就要留有间距地拔除一部分,叫间苗。间下的苗就是小白莱,可以吃可以卖。留下的苗就长成大白莱,秋后收获。其他的莱,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等,都是把早春就在家里培植起的植株,移栽到畦里。有的要打杈,有的要掐尖,那时候不兴农药,还要拿虫。西红柿和黄瓜都要搭架。我也学打杈和掐尖,但对拿虫有些怕。毛毛虫、蛆虫、腻虫,都挺恶心。他给我说:一亩园七亩田。意思是种一亩莱园,其价值相当于种七亩粮食。我们家吃莱,肯定由宋大爷包了。邻居也能沾到光。大部分采摘下来的莱,由他带走,供应水井上雇来的短工。
        对于我几个姐姐哥哥投共产党这件事,在院子里波澜不惊。虽然我被父母警告不要乱说,但是邻居们很少问起三姑娘、四姑娘和“五少爷”。只听见在某局子上班的陈先生对父亲说过:走了好,北平眼看要大变了!陈先生大概以为他们是上南边去了。毕竟邻里们都知道我家的主要社会关系都在国方。父亲也就将错就错地嗯嗯啊啊漫应之。
        他们走了以后,住房的格局有了些变化。首先是我家一下空出来两三间。“锁皮式”的七间房现在住不了了。陈先生提出来想换换住房。因为他和刘家合住北房,刘家脏乱不说,老奶奶还有痨病。父亲同意了。我们就集中到“锁皮式”的东头,腾出西头的两间给陈家住。
        接着西院尚家,把几间东房退租,原因是住东房的八爷搬走了。约好了时间,父亲去收房子,我也吵着去,就带我去了。
        在南园子西墙有个角门儿可以到西院。父亲把角门儿锁打开,就带我走进西院儿去,不用绕大街。到了西院儿,尚四爷己经在东屋等候了。现在尚家主事的就是四爷。
        我跑进东屋一看,两明一喑三间房,有两间的纸顶棚扯脱下来。原来北京老式房子的天花板有灰顶和纸顶两种,以后者为主。连故宫都有大量的寝宫寝室是纸顶的。糊纸顶,先要用秫秸杆儿(也称箭杆儿)在棚位上扎好架子,然后在架子上糊一层较厚较硬的草纸,再在草纸上糊一层高丽纸,洁白、平整,纸顶棚就糊好了。
        四爷向我父亲解释,说里间的顶棚是八弟一家正在用餐的时候,四爷作了个手势,“哗一下,顶棚自己塌落下来。砂锅居叫的一桌莱也都瞎了!”父亲只好表示一番歉意。四爷接着说:“外间的顶棚是八弟搬出的那天我们扯的。”父亲好象很明白规矩似的说:“就这样,就这样吧!”但是我直到今天也没明白、或说也设验证北京曾有这样一条老规矩:房客搬走的时候要扯脱天花板!四爷还提出,整个西院儿,北房是四爷一家和老王爷夫妇居住,西房是五爷一家,东房八爷虽然搬走了,但四爷不希望搬进一家杂姓。“我们家随时还可能要租回来。”四爷这样说。父亲也答应他尽量不外租,哪怕暂时先空着。四爷也表示感谢。
        因为人家搬走都是按规矩办事,也没拖欠房租,父亲就把合同退还四爷,解除了东屋的租赁关系。
        办完了这事,我跟父亲又过角门儿回到本院儿,却看到井边儿上围满了人,母亲也在那里。原来是宋大爷淘井淘出了东西。当时还只是春末夏初,井水甚寒,为了给莱园浇水,老头穿一条连靴的橡皮裤就下井了。把辘轳的是他从水坊带来的一个伙计。柳罐换成了一个帆布兜儿,宋大爷在底下把井泥铲在兜儿里,伙计用辘轳绞上地面,倒掉。宋大爷在井底挖出两柄军刀,惊动了院子。母亲知道军刀的事。那是我家有个本家大爷,汤山炮校毕业,参加北伐,缴获颇多,到了北京,送了两把军刀留作纪念,还送了一只手枪,也没子弹,说是给父亲“玩儿玩儿”。到了七七事变,北京陷落,日本兵满城抓人,军刀和手枪如果被皇军搜出,全家“死啦死啦”的。母亲吓坏了,乘夜把军刀和手枪扔进井里。现在被宋老头淘井淘出了军刀,母亲往井下喊:还有一把手枪,老宋你好好找找!宋大爷又深挖,果然又挖出来手枪。军刀的牛皮刀鞘早已腐烂,手枪也锈成圪塔,枪栓和弹仓锈在一起,无法拉动。军刀和手枪在院子里被大家传看,惊奇了几天,被拣破烂的拾走了。
        淘完了井,宋大爷把井绳盘在腰上,叫伙计绞辘轳,自已又在井壁上手攀足登爬将上来,坐在汉白玉老井口上抽烟休息。胡子上、眉毛上粘满了黑色井泥。抽了两袋烟,脸上的井泥很快干了,变成白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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